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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河流域的古城堡村落群
沁河发源于太岳山，是山西仅次于汾河的第二大河流，流经沁源、安泽、沁水、阳城四县，进入河南后注入黄河。沁河在沁水县端氏镇至阳城县润城镇之间长不过三十余华里，四百里沁河却将它所有的钟灵毓秀与文运才思都毫不吝惜地集中赐予了这里，这片方圆五十里的神奇土地上走出了一个个名震一时的才子，留下了一座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和一段段值得探究的传奇历史。
《水经注》有曰：“谒戾之山，沁水出焉”。这谒戾之山，也就是绵山，而沁水，就是今天的沁河。这条山西的第二大河流，从沁源县二郎神沟款款而来，脚步轻盈，温柔婉约，走过沁水、阳城，她回眸一笑，曼妙的身姿舞动出一条条曲折宛转的弧线之后侧身隐入了太行群山。沁河远去了，最终融入了黄河的激流。
受沁河惠泽最多的莫过于沁水和阳城，这两个县唇齿相依，一因水名，一因山名。沁水县的疆域与县名曾几经变更，最终得以在隋代定名沁水并一直延用至今。相比之下，阳城县的历史则更为久远一些。《墨子》曰：“舜渔于获泽。”获泽是阳城的古称，它在唐代因为位于太岳之南而改名为阳城。
沁水与阳城的方言非常相似，而最为显著的，就是他们对于教育的重视和长久的文化积淀。明代以来，两县文风勃兴，名人辈出，科甲题名之士位列全省前茅。
唐代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的宗族为避祸而迁居沁水西文兴村，历经宋元，不宣门庭。但昔日“河东世泽”的显赫与祖辈“耕读传家”的教诲，柳氏后人们始终不曾忘记，百世书香门第在沉寂五百年之后再一次光耀门楣，族人接连科举高中，柳氏家族也因此成为沁水县众多文化巨族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阳城县海会寺内坐落着两座双塔，当年，古刹里传出的不仅仅是佛门的晨钟暮鼓，更有琅琅的读书声，一代显宦王国光、张慎言曾在寺内为乡土子弟讲学。就是在这两座高耸的塔下，先后走出了一百多位进士。清朝初年，阳城县接连三次出现十人同中进士或同中举人的科举奇观，时人称之为“十凤齐鸣”和“十凤重鸣”，阳城也以“康雍盛时，名列三城”的美誉而与韩城、桐城齐名。
沁河水的灵气孕育了了沁河两岸的生机与繁荣。沁水、阳城两县物华天宝，缫丝业长盛不衰，煤铁资源丰厚。据记载，早在北齐时代，官府就在沁水县武安村设置过官冶。由来以久的经商之风、沁河古道在明清时代商贸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先民们择水而居的传统习惯，使得沁河之滨逐渐建立一个个繁华的古镇，古镇周边，则散落着灿若群星的古村落。
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分晋，迁晋君端氏到现在的沁水端氏镇。此后，端氏做为一个县
存在了千年之久，直到元代才并入沁水县。由端氏沿沁河南下四十里，是阳城县的润城镇。润城镇地少人多，煤铁矿资源丰富，冶铁业是当地的传统产业，自元代以后，当地外出经商者颇多，富商巨贾迭出，成为明清两代晋东南的铁货产销中心，名列阳城县四大古镇之首。
润城镇不大，却拥有东岳庙和砥洎城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砥洎城是一座被建筑学界极为重视的城堡式建筑，它具备完善的防卫体系、合理的内部规划和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但，实际上，它却仅仅是当地的一个古代村落。
专家们认为，砥洎城是建筑史上稀缺的实物资料，这种小城镇的规划为建筑史上所仅见。在砥洎城被确定为省级文保单位的时侯，还没有人能够确知它的创建年代，然而，事实上，与砥洎城类似的古村落城堡后来在周边地区接二连三的被发现，沿沁河两岸从沁水的端氏镇到阳城的润城镇，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五十四座古村落堡群。它们中有保存较为完整的皇城、郭峪、窦庄、郭壁、湘峪，还有遗址尚存的坪上、半峪、尉迟、屯城、刘善、周村等，用星罗棋布来形容也不为过。
毫无疑问，城堡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御，它的建立通常都与战乱相联系。
从当地士绅保留至今的著作、碑记和两县县志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些城堡式村寨的构筑，是同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密切相关的。
崇祯元年，明末深重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陕北的王嘉胤率先揭竿而起，攻城掠地，转战于陕西、山西一带。崇祯四年五月，农民军进入沁水，围攻窦庄，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于阳城。此后，王自用取而代之，农民军数年间几度进出于沁水、阳城，先后劫掠坪上、郭峪、下伏、上伏、润城等地，沁河两岸富庶的村镇，大多难于幸免。
战乱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屯城人张慎言在《同阁记后序》中，曾详细地记叙了屠戮与劫掠带给百姓的创伤与痛苦。
负责剿寇的明军将领曹文诏、张道浚一时无力彻底平定战乱，流寇暂时退去，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回来，渴求平安的士绅百姓需要保护相濡以沫的亲人，保卫世代耕读的家园。
在遭受战火蹂躏的乡村中，张道浚的家乡窦庄是一个例外，他的祖父张五典预感到社会动荡行将来临，因而早在天启年间就修筑了城堡。几年后，窦庄堡三次成功击退了流寇的进攻，成为自保家园的典范。在张道浚的倡导下，沁河两岸先后修筑起五十四座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的城堡，形成了一个密集分布的城堡村落群。
如此之多的城堡村落完全依靠民间的财力来修建，修建过程既有赖于当地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需要乡民的鼎力支持，可以想见，目睹战乱的残酷和家园、财产巨大的破坏和亲人的被侵犯和被侮辱，目睹洗劫过后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年这里的先民筑城自保的念头有多么强烈。
隆庆二年，沁水县坪上村出了个叫刘东星的进士。刘东*至工部尚书、漕运总督，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留有《史阁款语》等作传世。
做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李贽超越于时代的学说难以被正统认可而备受非议和迫害，刘东星却竭尽所能地给予他庇护和资助。万历二十四年，刘东星将李贽接到坪上村自己家住了将近一年。时至今天，刘东星与李贽之间淡之若水却历久弥香的友谊仍然常常被研究明朝思想史的学者们提起。
郭壁村在坪上村以南五里，壁即垒，村名源于该地曾是长平之战中秦军屯兵处的历史渊源。从村子里保存基本完好的明代民居看，古村的格局依旧完整，仅主街就长达五华里。明末郭壁村的规模比今天要大许多，利用沁河水旱码头的交通优势，郭壁在明清之际成为当地的商贸重镇，虽然文运与经济的衰落带走了郭壁村往日的繁华，但仅从口口相传至今的“金郭壁”的赞誉上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繁华和荣耀。
郭壁背山面河，整个村落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沿沁河一线筑有坚实高大的堤坝和渡口，担负两岸间交通的是唯一的一座吊桥。就在明王朝最后一年，郭壁村
完成了南、北堡墙的修筑工程。
郭壁历史上曾产生过十六位进士，他们主要出自张、王、赵、韩四大名门望族，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政通司右通政的韩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博学才子们很多已被后人淡忘，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记载着家族荣耀的一座座“进士第”、“大中第”、“耕读院”依旧保存在“三槐里”和“青缃里”。
“三槐”的典故出自于《周礼》，后来成为王姓的代称，王姓门宅常称“三槐堂”，郭壁的“三槐里”，就是王氏家族聚居地，其间坐落着王家祠堂。为数众多的门洞和过街楼是沁河古堡的一大特点，它们将古堡内部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通常都用“里”或“坊”来称呼。
“青缃里”在郭壁村西北的山坡顶上，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堡中之堡。要到青缃里，必须经过郭壁长长的古街，穿过"三槐里"高大的门楼，绕过"进士第"曲折的小巷方可到达，修筑在山坡上的巷道全部用平整的长石条铺就，门头的石匾上刻着“青缃里”三个字。青是指青色；缃则是浅*色，是书卷的代称。“青缃”二字，也常作青箱，指的是世传的家学，郭壁的青缃里就*壁村的书院。
站在郭壁村头，就可以看到窦庄，窦庄的张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南京大理寺卿张五典及其子孙三代，《明史》有为他们写的传。万历三十二年，张五典的儿子张铨考取进士，后担任御史。万历四十六年，后金侵明。天启元年，张铨巡按辽东，赴任不久，后金兵围辽阳，明军大部溃散，张铨与经略袁应泰率残部苦战三日，城破被俘，张铨拒绝后金的招降，遥拜帝京与父母之后自刎。张铨殉国后，明廷追封他为兵部尚书，谥号忠烈，并诏恤在家休养的张五典。此时的张五典已经六十六岁，伤痛之余，张五典预感海内将乱，因而耗尽其人生最后五年的心血主持修筑了窦庄堡。
窦庄堡仿照北京城的格局修建，分内外两城，建有九门九关，当地称“小北京”，也就有“金郭壁，银窦庄”的说法。
张道浚是张铨之子。他的著作《兵燹琐记》、《从戎始末》记述了窦庄人凭借坚固的城防三次击退王自用部侵犯，保护周边百姓的经过。崇祯四年，王佳胤率军进入沁水，族人请张铨之妻霍氏远走避难，但霍氏却坚持率族人与入城避难的乡民坚守，四天后，农民军退去，窦庄因此被当时的兵备副使王肇生称为“夫人堡”。崇祯五年，农民军再犯沁水，八月和九月，王自用部先后两次围攻窦庄，正在协助山西巡抚剿寇的张道浚率兵回乡击退。在张道浚的倡导下，沁河流域先后建立起五十四座抵御流寇的堡寨。
如今的窦庄，已经很难找到当年“小北京”的风采，只有“天恩世锡”的高大牌坊和一座座“尚书府”、“进士第”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当年的规模与鼎盛以及张氏祖孙三代的功业成败。
湘峪村的城墙是沁河古城堡村落群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一处，湘峪村上半峪、下半峪和湘峪三个村落。湘峪古城竣工于崇祯七年，由孙居相、孙鼎相兄弟主持修建，现在被称做三都古城。古城的街巷呈“五纵三横”的棋盘式格局，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这些街巷大多并不是笔直延伸、相互垂直，而是顺应地势弯曲成一定的弧度，有些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两个九十度的弯角。
湘峪村在明清之际产生了七位进士，孙居相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氏兄弟四人，分别为居相、可相、鼎相、立相，孙居相与孙鼎相《明史》有传，除孙立相未考取功名留在了村中外，居相、鼎相分别于万历二十年和万历二十六年考取进士，可相也步入仕途，兄弟三人同朝为官。崇祯年间，孙居相被株连，被贬官戍边。崇祯七年，湘峪城峻工。也就是在这一年，孙居相死在戍所。孙鼎相的故居就在湘峪村内，“文武衡鉴”与“四部都司”的匾额下，镌刻着孙鼎相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兵部武选司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吏部三司员外郎官职。故居有座五层高楼，面宽却只有三间，但二十五米的高度在整个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雄伟壮阔，它既是气度大方的官宅，又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与其它沁河古村落的不同之处，是湘峪古城民居建筑的正房更为高大、高层建筑更为集中，因而更显得气势恢宏。湘峪民居的窗户多采用拱券式窗孔，窗孔外墙饰以“眉檐垂柱”式砖雕，这是一种与其他村落明显不同的带有浓郁西式风格的建筑装饰形式。
北方民居的正房和耳房一般高度一致或是中间高、两侧低，但在湘峪民居群中，一座竣工于崇祯十一年的被称为“双插花”的院落却与之相反。这种中间低、两侧高的外观，和欧洲中世纪的教堂有所相似，又与中国古代的双插花官帽形似，其中应该寄寓有官运亨通之意吧。
湘峪的南城墙沿湘峪河岸伸展，内侧建有窑洞式藏兵洞，每个藏兵洞开有一个拱形窗孔，众多窗孔在南城墙外侧一字排开，了望与防御的目的一目了然。藏兵洞均为砖石结构的窑洞式建筑，洞体宽大，洞洞相连，建筑形式分为“串珠式”与“后廊式”两种。在“串珠式”藏兵洞中，只需守住或堵死任何一个门洞，便可断绝藏兵洞的相互交通，敌军一旦攻入藏兵洞，每一道门都可以成为抵御进攻的关口。“后廊式”藏兵洞每个都相对独立，既可以各自为战，又可以通过后廊相互协防。藏兵洞内设有通道与城墙顶部和“帅府院”相连，便于指挥和增援。
湘峪古城的藏兵洞，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的功能合为一体，洞体坚固，既节省了城墙的建筑材料，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又增强了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依靠民间力量修建起来的湘峪古城和藏兵洞，以其极富创造力的设计与优良的建筑质量成为冷兵器时代乡村防御工事的杰出典范，也达到了民间军事防御工程的顶峰。
翻过湘峪河南侧的樊山，就是阳城县的皇城村和郭峪村。樊山下有樊溪，郭峪、皇城和大桥三个村庄隔水相望。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皇城村和大桥村都只*峪的一部分。
郭峪是沁河流域现存面积最大的城堡村落之一，这一切均得益于昔日经济的繁荣和当地官宦、巨商们不遗余力的建设。
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王自用部在大雨滂沱之中攻掠郭峪，一千余村民被杀，财物被劫略无数。张鹏云，万历三十四年进士，在他的极力倡议和村中大户的积极响应下，三年后，一座环绕郭峪村的宏伟城堡被修建起来，城墙上密布作为藏兵洞的六百余眼城窑，因此郭峪村也被称为蜂窝城。城角建有奎星阁，起了望作用。
郭峪历来文风鼎盛，当地有“金谷十里长，才子出郭峪”的美誉，明清两朝，这个小村一共出了十五位进士、十八位举人，也出现过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世家和许多门庭显赫的官宦人家，郭峪也是名噪一时的“樊南吟社”活动地。
郭峪现有“老狮院”、“小狮院”、“陈氏十二宅”、“王家十三院”等过去的村内名门望族留下的宅邸院落。其中以“老狮院”为最，“老狮院”是陈氏家族的祖居，门楣上多达三层的木制匾额间书写着陈氏家族过去的辉煌与荣耀，青青的石条台阶、被岁月冲刷成灰色的门柱与斗拱记载着陈氏家族的沧桑。
明朝末年，陈氏家族在村外的中道庄另辟新居，崇祯五年，为抵御流寇侵扰，陈氏家族在新居旁建造了一座高达七层的防御工事，取“河山为囿”之意命名为河山楼，当地百姓称作“看家楼”。做为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完固而周至，进入堡垒的石门高悬于二层之上，通过吊桥与地面相通，楼内备有井、碾、磨等生活设施，囤集着大量粮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楼底还辟有地道通往村外以便于隐蔽和转移。
崇祯五年九月，工程尚未完工，流寇不期而至，陈氏家族及附近村民八百余人进入河山楼避难。此后十个月里，流寇又先后三次进犯，附近乡民依靠河山楼而逃过兵灾。
郭峪村内还留存有大户王重新所建的豫楼，豫是预防、居安思危的意思，豫楼同样是一座看家楼。在豫楼的墙碑里，有王重新撰写的《焕宇变中自记》，文中详细记述了崇祯年间的战乱。
沁河流域很多古城堡村落中都曾建有看家楼。另一座经历了实战考验的看家楼名为汝璋楼。王自用率兵围攻，史载“掘地丈余深而楼不毁”。
河山楼峻工的第二年，陈氏家族修建了内城"斗筑居"，将河山楼、世德居、树德居等建筑囊括其中。清初，随着陈廷敬显贵，陈氏家族日渐兴旺，康熙四十二年，外城“中道庄”完工。
世德居建于明正德年间，是皇城村现存最早的建筑。明朝末年，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成为这里的主人，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廷敬出生于世德居，与他的几个兄弟先后在这里接受陈昌期的儒学教育，并从此走上仕途光宗耀祖，世德居成为陈氏家族兴旺繁荣的又一个发祥地。
清顺治十五年，陈廷敬考取进士。此后，陈廷敬仕途坦荡，最后位极人臣，辅佐康熙皇帝五十一年，成为他的政治导师与肱股重臣。陈廷敬更负责主持编撰了我国历代收字最多的《康熙字典》，他的儿子陈壮履也参与了这一文化工程，父子同修一部字典，一时被传为佳话。康熙皇帝曾两次驾临陈家，足见陈廷敬当时权倾朝野，喧爀一时。
斗筑居内建有御史府，这是陈廷敬伯父陈昌言的故居，内城城门上的“斗筑可居”匾额即是陈昌言的手迹，这四个字充分表达了遭逢乱世的陈氏家族对平安生活的渴望与祈盼。陈昌言在明清两朝均担任御史之职，也只有类似于他这种出身于商贾家庭的知识分子，才不会像传统儒生那样，与生俱来地背负过于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夷夏之防”的精神枷锁，得以从从容容地脱去旧朝服，剃去头发，继续做他的“直指公”。
清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烽烟燃遍三晋，姜瓖部将张斗光上门召请陈昌期，经历了明末十余年战乱的陈昌期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引火烧身，因而严辞拒绝。张光斗于是举兵围攻斗筑居，陈昌期则率村众坚守，直到清军解围，陈氏家族和周边村民因为拒绝参与姜瓖兵变而逃过了一场政治灾难。
“斗筑居”的起名深意、陈昌言的两朝为官以及陈昌期不愿反清这几件事反映出陈氏家族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和谨慎求稳的价值观念，再加上陈廷敬自身的德才以及清初帝王迫切需要汉族知识分子来协助他们维护统治，这些都成为陈廷敬官运亨通、成为封建政坛上罕见的不倒翁式人物的主要原因。
陈氏家族的最后一位进士是陈廷敬的孙子陈师俭，繁荣兴盛一百余年之后，陈氏家族最终走向衰落。但是，“积德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辉煌历史，仍然永久地记载在史册中，并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激励子弟和乡民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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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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