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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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民主，必然绕不开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人民的素质不高——就像是我们的南方邻居印度一样，就算是给你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未必能结出科学文明的美好果实。

中国和印度，四大文明古国而居其二，为什么距离现代文明恰恰是最遥远的？另外两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在新一轮的文明竞争中也落了后边。这是为什么？难道文明古国的结局就是落后？

文明，就其词义本身来讲，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种促进人民素质提高的力量。文明古国个个都有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就算是每年只把人民的素质提高一丁点，比如每年把人的素质提高万分之一，积累三千年以上的时间，四大文明古国的人民素质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可现实情况却正好相反。我不知道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里头人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但是在中国，我们公然承认：中国人民的平均素质太低，低到不能适应民主制度。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能适应民主制度，中国人民不能适应，则中国人民的平均素质在全世界属于最低行列。

我们不是文明古国吗？我们不是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吗？我们的文化不是“征服了哪些用武力征服了我们的野蛮民族”吗？如此光辉灿烂而且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原来与提高人的平均素质并无半点用处。甚至相反：它还降低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素质。

有人可能会反驳:不是传统文化不能提高人的素质，而是另外的一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素质提高，对此我不能接受。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你不能说传统中好的东西就是“文化”的，不好的东西就是“另外”的。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整个的传统文化。这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多于不好的东西，他一定会使中国人民的素质逐渐提高。相反，如果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逐渐下降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一定多于好的东西。

文化中好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文明”。文化中不好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反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四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不怀疑他们的文化中都含有“文明”的成分。但是，就他们不能提高人的素质来讲，他们的文化中“反文明”的成分一定超过了“文明”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文明古国，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反文明古国”。

那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一度都是世界上的文明中心呢？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的“文明成色”曾经比周围的居民高，也许是“反文明”有的时候就是比“文明”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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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进步。既然每种文化传统中都含有文明的成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随便丢弃。但是，分辨出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不文明甚至是反文明的，就显得格外具有意义。文明的，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不文明和反文明的，我们应该坚决丢弃。

使我们困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你很难把传统文化中文明的东西和反文明的东西截然分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一种文化要素即有文明的一面，又包含反文明的一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礼基本上是反文明的，因为礼所规范的是社会等级秩序；但礼也含有文明的一面，比如作为交往礼仪的礼。作为社会等级规范的礼，是传统文化中礼的本质含义，如果我们把礼的这部分含义删除了，只取其社会交往礼仪的合理部分，则这种礼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为这种礼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都普遍存在，但却处在文化体系的最外围；换句话说，这种礼是低价值的东西，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构成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

再说仁。仁至多是一个半文明的文化观念。从文明的角度说，仁教导人要心存良善，洁身自好；从不文明的角度说：仁要求的是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它归根结底是一种私德而不是一种公德，仁不能抗恶，仁不足以维护社会正义；从反文明的角度说：仁教导人逃避社会责任，优先保全自己。仁是一种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如果被社会上的人普遍接受，这样的社会里将不会再有正义，因为社会正义是要靠公共道德来维护的。

再说义。义也是一个不文明的道德观念。义要求人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但义是一个短腿的利他主义者，义的恩惠不是普适的，它仅仅惠及义者身边有限的几个人。说义是一种道德，它更像是一种黑社会道德，而不是一种健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价值观念。

还有孝，这也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观念。孝本来是一种合理的而且普遍的人类情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内涵和外延被极大的扩展了，过于扩展的结果就是孝被扭曲，这就使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到了文明的对立面。恢复孝的合理面目，则孝也失去了中国特色。

不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忠、还有信，这些不过是人类普遍的道德情感。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权利说：忠和信是由我们发明的、因而是我们的文化中独有的文化观念。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文化观念过不过是仁和义两种；仁至多是半文明的，义多半是反文明的。礼和孝本来是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扮演了不文明甚至是反文明的角色。以仁、义、礼、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没有多少作用，却足以使中国人的素质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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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三千年之前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拿它来适应今天的世界，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文化反省，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批判、甄别、修正，有些内容要断然地予以舍弃，有些东西则需要进行恢复和发掘。

流传下来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曾经丢弃的东西可能非常具有价值。近现代文明首先出现在欧洲，欧洲不是曾经丢弃了自己的希腊文化传统吗？欧洲近代文明恰恰是从恢复古希腊文化开始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好的文化传统也有可能被丢弃。

人类在文化上会走弯路，这并不奇怪。文化是一种人类选择，制度也是一种人类选择；是选择，人类就有可能选择错误。如果别的民族已经成功走出蒙昧、走进文明，而我们还在蒙昧和黑暗中进行摸索，那我们就肯定是当初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中文明的东西太少，不文明和反文明的东西太多。

我相信，一种文化当中，只要文明的力量超过了反文明的力量，它就会使人类的素质逐步提高，社会向着文明的方向不停地进步；给这种文化足够的时间，它就能引导人类走出黑暗，走进光明；走出蒙昧，走向文明开化。

儒家文化在中国延续传递了两三千年的时间，中国人离开文明反而越来越遥远了，显然，儒家文化中反文明的成分远远超过了文明的成分。

鲁迅先生说：传统文化的典籍里表面上写的是仁义道德，其实，字里行间里写着的是“吃人”两个字。鲁迅对传统文化持基本乃至完全否定的态度。鲁迅错了吗？

在鲁迅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叛逆——疯狂的李贽，对传统经典还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这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魔力，连疯狂的李贽都不敢反对和否定它？

莫非传统文化也像是遗传基因一样，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代代相传，驱之不尽，赶之不绝，一遇到一点泽润的雨水，他就会生长起来，并且再次控制中国人的精神？

柏杨说：传统文化就像是一种传染性的病毒，在被感染的族群里代代传递，你很难把它清除出去。

然而，传统文化虽然在自己的文化内部没有孕育出自我否定的力量，一遇到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文明的挑战，它竟然没有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就自己轰然崩溃了。站在自由、平等、人权、法制、尊严等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角度上，我们发觉作为等级制序的礼是如此丑恶，被扭曲的孝是如此不合情理，而所谓的仁义道德，从根本上就是虚伪的，因为它掩盖了人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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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贽虽然没有否定传统文化，他所遭受的心灵折磨和精神痛苦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文化严重地扭曲人性。除了那些心灵麻木、或者是奴性意识已经深入到骨髓的人之外，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无不感受到心灵被扭曲的紧张和痛苦。那么，一旦传统文化自我封闭的帷幕被外来文化所冲破，传统文化的自我崩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李贽诅咒和嘲骂宋明理学，已经拉开了传统文化自我否定的序幕。李贽虽然不直接攻击孔子，他偶尔拿孔子来开开心，就是对孔子所谓的“大成至圣”的否定。面对中国人的普遍的人性虚伪，李贽开出的补救药方是所谓的“童心说”。李贽清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虚伪、不真。他只差把这虚伪不真的文化根源与孔子直接联系起来。李贽认为是宋明理学使中国人民失去了童心，而不是儒学的祖师爷孔子和孟子。李贽的文化悲剧使我们想起三百年前的一场政治悲剧；在那场政治悲剧中，王安石想改革中国社会，但他不得不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对孔子，结果在正统的孔子信徒的攻击下败下阵来。李贽也是一样，他的文化批判不能触及孔子和孟子，他也在正统的卫道士的攻击下败下阵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伪善根源恰恰是在孔子和孟子的身上。是孔子教导中国人相信仁义道德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如果说宋明理学的仁义道德是虚伪不诚实的，孔子和孟子的仁义道德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换句话说：不是儒学的历代弟子念错了孔孟的真经，而是孔子和孟子所传授的经书本来就是两部“伪经”。

仁义道德学说讲的是：统治者用“仁义道德”之心去统治被统治者。孔子和孟子就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仁义道德”是他们拿在自己手里去统治别人的工具。设想一下：如果孔子和孟子是属于被统治阶层的一员，他们还会如此热心地去宣扬和贩卖“仁义道德”学说吗？——他们绝不会。“仁义道德”再好，如果它是别人拿来统治我的工具，我就对他绝不放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和孟子宣扬“仁义道德”学说的真实用心：虚伪，自私，假仁假义。

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文明，而是：在统治者和社会既得利益者那里，产生不出真正文明的文化来。真正的文明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它只能发端于社会的最广大最肥沃的土壤，也就是社会的被统治阶层那里；或者他是产生在统治阶级的叛逆那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的文明在老子和墨子的思想里；老子是统治阶级的叛逆，而墨子，本身属于被统治者并且始终坚定地与被统治阶层站在一起。

孔子和孟子，假惺惺地与统治者保持住距离，却始终不能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服务于一少数人的。他们所思考发明出来的文化，是不文明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这是属于被压迫者的宗教。它服务于社会的大多数人，所以他的文明的成分就超过了不文明的成分。

如果中国文化选择墨子而不是孔子所思考的方向，中国人一定能够自己探索出一条文明的康庄大道。在孟子之前墨子就已经提出：兼爱、平等，这岂不就是西方文化借以压倒儒学文化的主要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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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错了道路。中国人民在儒学文化的引导下，离开文明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人的素质越来越低。

儒学文化在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冲突中败下阵来，儒学文化的大厦已经彻底倾覆，中国人民的素质也应该慢慢恢复。接近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如果说中国人民的素质仍然没有恢复，仍然太低，这是没有根据的。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知难行易。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不再相信虚伪的仁义道德，早已热切盼望着自由、人权、平等、法制等真正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所感受到的失落和空虚，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旧文化传统的放弃，而是因为新文化体系久久建立不起来。

有人说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死亡，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更是睁着眼说瞎话的欺心之谈。儒学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就是仁、义、礼、孝、中庸，这就像近现代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就是自由、平等、人权、法制、民主一样。核心文化观念死亡了，文化也就死亡了。儒学文化的几个核心文化观念已经全部死亡，或接近死亡。具体地说：仁不再具有道德价值，甚至有被丑化的倾向；义在人情关系和黑社会的小圈子里挣扎，它之所以能继续危害社会与其说是义的文化力量，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文化进步的脚步，义被政治上的黑暗势力暂时保护下来；礼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极端丑恶现象，另一种作为文明礼貌的礼与儒学文化无关；孝正在恢复自己的合理面目，正常的子代对父代的亲情关照不属于儒学的文化范畴；中庸作为一种人生权谋之术被更多的人所鄙弃。总起来说：儒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全部死亡或濒临死亡了，想要复兴儒学文化的人如果不能复活最少一个核心的儒学价值观念，他们的所谓儒学文化复兴，就只能是自欺欺人。

中国人的素质伴随着儒学价值观念的死亡而提高，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如果说儒学文化传统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回光返照，这不是因为儒学还有什么残存的生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文化进步的脚步，换句话说：不是中国人的素质仍然太低，而是政治改革的托后阻止了中国人的素质进一步提高。

如果政治改革继续拖后，儒学文化的回光返照还会放出更大的光芒，这是因为儒学文化中的道德崇拜和权力崇拜与极权统治体制之间具有天然的默切。他们事实上互相需要，在实际行为上必然表现为互相支持。但是，就算是这样，儒学文化也还是无法复兴，道理很简单：全部的当代大儒加上政府的力量，也无法挽救一个必然会死亡的儒学价值观念。

相反，真正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会自动地走进人的心灵深处。自由、平等、人权、法制、民主，谁也无法玷污和丑化它们的真正美好的文化含义。你的心里装着这些真正文明的价值观念，你向往她，热爱他，尊重他，维护他，不管他是来自遥远的西方还是来自两千年前的墨子，你就至少不是一个低素质的人。

要建立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制度，不需要多高的人口素质。把社会公正放在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上，自由、平等、人权、法制、民主，全部围绕在社会公正的周围，文明的大厦就会站立起来；仁义礼仪，也许会点缀在社会文明大厦的墙脚和窗边，他随便点缀在什么地方，有他不多，没他不少。